在政策層面，隨著醫保壓力的增大，又有陸勇案的發生，這致使國家支付層面一方面要讓醫保費用不至于穿底，另一方面要兼顧到藥品的可及性，因此需要讓跨國藥企高價、臨床必須的產品回歸到患者能夠用得起的層面。

在此種大背景之下，國家希望與跨國藥企坐在談判桌上，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這也是目前絕大多數跨國公司選擇的降價途徑，即通過犧牲一定的市場價格空間，來換取進入國家醫保的資格，從而實現“以價換量”。

2015年10月，國家衛計委首聯合16個部委（局）建立了藥品價格談判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組織專家全面梳理國內專利藥品、獨家生產藥品狀況，進行國家藥品價格談判，最終替諾福韋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三種藥品降價幅度均在50%以上。2017年4月，人社部又公布了擬進行藥價談判的44個藥品名單，經過談判之后36個產品以談判的形式入圍醫保，其中絕大多數為跨國藥企產品，降價幅度最高的近70%。

至此，跨國藥企在國內降價的趨勢基本已經明顯，并且可見的是這一降價趨勢將會繼續延伸下去。拋開專利到期、競爭對手等壓力不談，單從國內的醫藥市場環境以及政策方向來看，跨國藥企進行降價都是一個必然。一方面，醫院嚴格要求藥占比、取消藥品加成等，使得高價藥在醫院渠道的銷售日益困難，而醫院渠道正是跨國藥企所重點關注的市場領域。而另一方面，隨著一致性評價工作逐漸趨近完成，日后通過一致性評價的國產仿制藥將在醫保支付、產品定價方面直接與原研藥短兵相接，這勢必成為一個不小的壓力。

更重要的是，國家對于本土創新醫藥企業的扶持力度正逐漸加大，保證藥品的可及性成為了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時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習總書記曾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中表示，“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此前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批審批制度的意見》也明確強調，申請注冊新藥的企業須承諾其產品在我國上市銷售的價格不高于原產國或我國周邊可比市場價格。可見，跨國藥企的超國民待遇正在逐漸剝離，未來的醫藥市場跨國藥企與本土企業將重回一個公平的競爭區間，而價格，或許就是這場競爭開始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