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日，濟南警方向媒體通報此案，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2016年3月19日，被發現從此購進的疫苗涉及的24個省市分別是安徽、北京、福建、甘肅、廣東、廣西、貴州、河北、河南、黑龍江、湖北、吉林、江蘇、江西、重慶、浙江、四川、陜西、山西、山東、湖南、遼寧、內蒙古、新疆。

原CFDA反映迅速。3月20日，國家食藥總局發布公告，要求各省協查濟南非法疫苗案。

緊接著，2016年3月22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非法經營疫苗系列案件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此次疫苗安全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暴露出監管方面存在諸多漏洞。原食藥監總局、原衛生計生委、公安部要切實加強協同配合，徹查“問題疫苗”的流向和使用情況，及時回應社會關切，依法嚴厲打擊違法犯罪行為，對相關失職瀆職行為嚴肅問責，絕不姑息。

2016年4月1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指出，疫苗質量安全事關人民群眾尤其是少年兒童生命健康，是不可觸碰的“紅線”。同時會議通過《國務院關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的決定》

山東疫苗案中，龐紅衛與孫琪經營的疫苗及生物制品雖為正規廠家生產，但由于未按照國家相關法律規定運輸、保存，脫離了2-8攝氏度的恒溫冷鏈，已難以保證品質和使用效果，注射后甚至可能產生副作用。此案中，龐紅衛購入疫苗共計2.6億元，銷售金額3.1億元，違法所得近5000萬元。其中讓人氣憤和震驚的是，該案嫌犯龐紅衛，在之前就曾因非法從事疫苗藥品經營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緩期五年執行。然而，她竟在緩刑期內借助龐大的非法經營疫苗網絡，再次倒賣非法疫苗。

2017年1月24日，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龐紅衛、孫琪非法經營案開庭宣判，認定被告人龐紅衛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與前罪刑罰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9年，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被告人孫琪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7432859.5元，扣押在案的疫苗等藥品依法予以沒收。

截至2018年3月26日， 2016年1月與“山東疫苗案”有關的刑事判決書有91份；涉及山東、湖北、湖南、河南、廣西、陜西等18個省份，共137人各因非法經營、濫用職權、毀滅偽造證據、貪污、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等5項罪名獲刑，其中涉及國家公職（工作）人員64人。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山東疫苗事件的問題根源并不是毒疫苗，并不是生產的產品有問題，而是在流通環節冷鏈物流出現了問題，導致疫苗的失效，因此當時疫苗事件暴露的是疫苗流通環節存在漏洞。

《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也針對此做出了修改。疫苗流通取消了“批發經營”環節，改由縣疾控中心與疫苗生產企業直接簽訂采購合同。加強全程追溯的備案制度，生產企業作為責任人要對疫苗的質量全權負責。

同時，也強調了疫苗配送中的溫度以及環境的要求。疫苗儲存、運輸的全過程應當始終處于規定的溫度環境，不得脫離冷鏈，并定時監測、記錄溫度。2016山東疫苗案，正是在疫苗保存和運輸過程中脫離了2-8攝氏度的恒溫冷鏈，以至于疫苗難以保證品質和使用效果。

而且，國家還建立疫苗全程追溯制度，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衛生主管部門制定統一的疫苗追溯體系技術規范，如實記錄疫苗的流通、使用信息，實現疫苗最小包裝單位的生產、儲存、運輸、使用全過程可追溯。

由此可見，國家對于疫苗的各項信息備案非常重視，若信息不全或信息模糊的疫苗寧可銷毀也不準許流入市場。還要求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接種單位對包裝無法識別、超過有效期、脫離冷鏈、經檢驗不符合標準、來源不明的疫苗，應當如實登記，向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報告，由縣級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會同同級衛生主管部門按照規定監督銷毀。并且要如實記錄銷毀情況，銷毀記錄保存時間不得少于5年。

修改意見中加強了處罰力度。對于疫苗生產企業向縣級疾控機構以外的單位或個人銷售二類苗，或未在規定的冷鏈條件下儲存、運輸疫苗等違法行為，情節嚴重者將會吊銷疫苗生產資格或撤銷疫苗進口批準證明文件，并增設直接負責人5～10年不得從事藥品生產經營活動。同時還增設了政府及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引咎辭職的規定，并強調了若構成犯罪，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問題癥結在何處？

顯而易見，山西疫苗案發生的癥結在于制度不完善、不細化，個人經營企業與疾控中心達成協議壟斷了疫苗市場，造成“高溫疫苗”橫行。案件發生之后，相關部門沒有做出任何反應，也沒有使作案人得到應有的懲罰。

2009年3月，大連金港迪安狂犬疫苗在抽檢中被發現造假。18萬份疫苗流入21個省107個疾控中心，全部注射進人的體內。之后，江蘇延申被罰款三百萬元。但是僅僅半年之后，江蘇延申就獲得了防疫部門160萬人份甲流訂單，不久又獲得甲流疫苗生產牌照。

山東疫苗案的癥結在于非法經營商。從最后的結果看，對山東疫苗案的處理結果是針對案件本身出現的問題。國務院針對此修改了相關法案，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取消疫苗中間環節，作案人到了應得的刑罰，357名公職人員被處理。這已經暴露出整個疾控系統內部的系統腐敗，這個問題，如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從技術層面來說，對于疫苗應該得到的監管，這些還遠遠不夠。疫苗屬于注射類生物制品，是所有藥品中對檢查檢驗、風險控制要求最高的一種。對其從生產、檢驗、上市流通到接種，全部應該實行嚴格的監管和控制。

目前我國專門疫苗的政策文件只有2005年頒布的《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2016年才首次修訂，完善流通和質量管理相關政策。生物制品的生產、質控的技術也是在近年來才逐步完善，對于疫苗來說，在生產監管環節，僅有飛行檢查是不夠的。

此次長生生物再發生疫苗案件，給整個疫苗監管體制層面都敲響了警鐘。督促我國盡快通過相關法律，從體制根本解決疫苗行業“深不見底”的陰溝，并完善追責體系、賠償機制，加強不良反應監測系統。

當然，我們無法忽視，也無法忍受在屢次發生的案件背后的人性因素。體制的痼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決，體制的缺陷會勾起人類“逐利”的本性，但像這樣直接影響兒童生命健康的疫苗事件已經突破人類道德底線，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不可被原諒的，也是無條件應該被唾棄的。

但愿長生生物疫苗事件引發的全民大討論，最終能推動問題的解決和整個監管體系的完善。也能作為一個考驗國人人性本質的標志性事件，警鐘長鳴。